《易经》与现代科技的关系
有人认为在《周易》里面，有计算逻辑方面的元会运世，古人在没有现代的计算机的时候，己经把天文数字用它的元会运世计算出来了。古人元会运世和现在天河一号计算机的吻合，是不是一种必然?
应该从数学开始讲这个问题。有人说莱布尼茨M发明微积分的时候，用的是二进位的方法，而二进位的方法正是中国《易经》用的二进位的方法，而且莱布尼茨看过中国的太极图。这个问题莱布尼茨曾经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他说我的确看过中国的太极图，可是我的微积分用二进位的办法不是从太极图来的，它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各个民族计算数目以几进位是不一样的，我仅仅是因为计算的方便，而用二进位的方法。人类大体上用五进位，和人类有五个指头是有关系的。所以二进位这种方法，或者黄宗羲分析的《易学象数论》和今天的本质意义上的数学，不是一回事”。我曾经问过陈省身先生：“你数学这么好，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关系没有?”陈省身先生讲：“这个大体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国从遥远的古代到今天，没有本质上的数学。数学一定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假设、求证、得到结论。中国汉代就有《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可那是一种算数术。算数术就是汉朝以前的人们在算问题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题目，可是它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杨振宁先生曾说过，中国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启蒙，很大程度上是受《易经》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当时这个说法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杨振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思维方法是逻辑的、演绎的，而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正是遵循着逻辑的、演绎的方法而推进的。而且，他还谈到研宄者和客观对象是二分的，研宄的事物就是研宄的事物，研宄主体就是研宄主体。而中国是一种圆融的归纳法，就是感悟式的，是把主体和客体融在一起谈的，这不利于科学的创造和发明，因此中国的逻辑学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你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最后一定要依靠数学，数学的灵魂就是逻辑学，因此没有数学，怎么谈得上物理学;没有物理学，怎么谈得上科技的发明?当时杨振宁先生是站在一个科学家的立场，分析这两种思维方法对科技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我想在某些方面来讲，很多人还没有像杨振宁理解得这么深入。当时我比较同意他的看法。同意他的看法，丝毫没有贬损中国的《易经》在方法论上的贡献。
因为西方的学问都是一步步地推演，而这个推演，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也许你最初的命题是宇宙的一个小点，这个小点研宄到最后，它会揭示出一个天机、一个宇宙的秘密。譬如爱因斯坦发现，能量等于质量乘光速的平方，他当时完全是因感兴趣而研宄，没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个学问就成了有用的理论。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一个东西，它的质量本来就这么大，原子弹的实体最核心的部分就这么大，可是以无限快的速度爆炸的时候，那个能量就是原子弹，这个理论从哪来的呢?从相对论。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计划”，是爱因斯坦向罗斯福提出来的，可是这也是天机的一小部分。人类发现的天机越来越多，也许现在发现的只是天机的万分之一。可是，当人类的智慧不能驾驭天机的时候，工具理性发展以后，人类成为工具的奴仆，那危险的境界就离我们不远了。
所以，中国人从整体思维上来讲，不赞成那种逻辑的思维，连庄子这样思想开放的人，都不能接受。在庄子的书中写道，“有机心就会有机事，有机事就会有机心”，这个机心就会使人类不再纯朴，变得堕落。这和二十世纪一些批判理性的西方大学者不谋而合，他们把人类的灾难归为理性的过错，其实它有一定的历史事实做依据。因为人类所有的最大的发明，都是因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明了电报，第二次世界大战坦克上了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候，原子弹出来了。未来战争到底怎么样，绝对比这些武器高明一百倍。所以人们开始谴责理性，其实我想，如果西方理性思维能和东方那种取中和之道的哲学相结合，譬如讲《易经》，最不赞成事情做得过分，要什么事情都到一个中和之境，都到一个适可而止，那么就不会有现在世界上这么多的争端。如果大家都有中国的这种中和之道，也许世界会安定得多，我们把理性的成果，用到世界安定的生活中去，在处理世界关系上，取一个和而不同的方向，那么我想世界就安静了。
我们把《易经》的原理运用在观察人和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中，同时也讲到了我们心灵的问题，学《易经》实际上说到底是在解决我们心灵的问题，儒道佛都在解决我们心灵的问题。在说到心灵的问题时，我特别想重复一句：“良知的泯灭，在于功利的判断占了上风。”所以，当我们在用心灵的方式解决心灵的问题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能够多一些良知，多一些对社会的关爱，这样的话才能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