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纳易入儒门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孔子何以纳易入儒门教学的问题。
易、诗、书、礼、乐、春秋，是谓六艺，均为孔子以前已有的学术。孔子治此六学，以之教弟子，到了晚年，并赞述删修之，以严正的立场、客观理智的态度、统览民族文化的眼光，使六艺之学脱胎换骨，成为中国文化之宝典，后人也由此称六艺为六经，视为儒门之学。六艺既为孔子之教学科目，又经孔子述修，视为儒门之学原无不可，但对易学这一门，终不免使人兴“屈就”之感，因为：第一，易道大，易学发始于天道思想，下用于人道只是其全体大用之一端;而儒门之学乃以人道为主。第二，诗、书、礼、乐、春秋五学，均为专门学术，各有其本身之学术领域，易学则为全面的学术，无所不包;故以易学与五学并列，若不相称。第三，再就发生上言，五学均为人间之学，因人而立;易学则不然，易之道普于三极，宇宙间即无人类，并不损于易道之存在。由此看来，孔子之纳易入儒门，使成为六学之一，似乎是“以大就小”，将“全面”之用的易学纳人“局部”之用的园地中了。
这件事不止是思想上的感受而已，事实上在当代已引起了思想界的巨大的反应，后世也有学者看出了这种不同。老子的道家思想，我们便有理由相信是看到了易入儒门，不甘心于易学委曲于人道之中而起。至于后来学者看出的易人儒门为“以大就小”的情势的，如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即曾表示过他的见解：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这也就是后来学者们常说的“易为五经之原”的来由。总之，从思想的本身而言，易道大，孔子以之归人儒门为六学之一，颇给人以特别的感受，这该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作者认为任何历史事件均非无因而生，而诸多因素之中，历史潮流极具重要性，所以要透视一桩历史事件，决不可忽略历史潮流趋向这一因素。“易入儒这件事在后人看来似为单独事件，实际上正是历史潮流的必然趋向，言孔子纳易人儒门，勿宁说是孔子秉时代之命迎易入儒门。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看这事：
第一，以孔子的仁道思想为立场釆看。
上面已述孔子的仁道思想由“知天命”而后始臻完善，在“知天命”之前，他已经建立了以“仁”为中心的思想系统，只是此一思想系统乃以人道为范围，不够大;由学易“知天命”以后，他的仁道思想由人道开展到天道，取易学的天道法则下应人事，于是他的仁道思想有了天道上的依据，“仁”的范围立刻扩大，天道与人道相互融通，一起统属于“仁”字之下，此时人之爱人与天之爱人爱物，成了二而一。所以，站在孔子的立场，是取易道入于他已建立的仁道思想中。孔子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仁”虽然是起于人道，但其用却赅天赅地，易道生养万物之大爱固可以归纳入此一“仁”字之内。由此来看，易入儒门是非常自然应理之事。
第二，以易学的发展趋势为立场来看。
易学是与中国上古历史偕行演进的一门学术，中国上古思想史演进的程序是由自然思想到鬼神思想，到人事思想，对应于这三个时期，易学是由符号易时期到筮术易时期，到儒门易时期。符号易时期，言此时易学只有八卦符号，无文字，而八卦代表的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界现象，这充分表示出当时人的思想是自然思想。筮术易时期，言此时易学被用为占断吉凶，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且有了卦爻辞，借神道以设教，表示着此时人们的思想是在鬼神思想的控制下。儒门易时期，言此时人智已大开，孔子以哲理赞易，纳易入儒门以教学，使易学理论成为人生立身处世的法则。伏羲氏为第一期符号易的开创者，周文王为第二期筮术易的开创者，孔子则为第三期中儒门易的开创者(第三期中与儒门易并立的，尚有老子的道家易)。所以从历史演进的过程上总览易学的发展趋势，乃是从自然思想向人事思想上发展，或可以说是从“天”上向“人”间降落，易学正好像是一个天降麟儿，伏羲氏将他抱下天庭，周文王将他由天上送到人间，而孔子再接过来将他安置在人间抚养。由天上到人间，是自然的趋势，伏羲氏、周文王、孔子都不过是应运而生，执行此一使命罢了。如认清了这种历史学术演变的大趋势，便知道纳易人儒门并非孔子的私意，乃是整个历史潮流所趋，孔子不如此作，势有不能。后世以孔子为继易学之正统，而以老子的道家易为旁支，理由即在于此。
那么现在，由上两方面看来，关于孔子纳易入儒门这件事的所以然之故已很淸楚。对于易学卸下筮术易的服装，而换上儒门服饰，登上洙泗讲坛去讲说哲理，实是顺时乘势，很自然的事了。至于说到由于孔子的纳易人儒门而造成易学的分裂(老子的道家易与残存的筮术易，此时与儒门易并立为三支)，也只好说是大势所趋下的必然发展，因为人事思想时代之来，人们心智大开，新说竞扬，岂仅易学分裂而已，百学、百工、百事，自春秋而后莫不走入分裂之途，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