彖传：道德实践是法坤(《坤·彖传》)
《坤卦》纯阴，六画都是阴爻。坤代表凝聚原则，凝聚就是保聚的意思。说“凝聚”、“保聚”稍为具体，你要是不喜欢用这两个词，说“终成”也可以。凝聚原则就是终成原则，终成原则等于西方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final cause。从finalcause表示的原则就是终成原则。final cause译作“目的因”。目的因是向前看，任何东西是一个发展，往一个方向发展，发展到完成一个目的，目的达到了，那个地方就叫做“目的因”。我们从发展的观点了解一个东西，发展就要向一个目标发展，final就是最后的意思，这个符合《易传》说终成的意义。终成就是停止了，停止就是最后。终始是很重要的观念，《易经》的哲学就是终始哲学，重视一个终始过程(process of becoming)。
在西方哲学，becoming是抽象，分析的，概念的思考。中国人比较具体，没有becoming、being这种字，中国人讲“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西方说“最后的原因”(final cause)，中国说“终成”，头脑不同，所表示的意思是相同的。在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系统里，“四因”(material cause，formal cause，efficient cause，final cause)都是说明becoming，通过这四个原因来说明任何东西的一个becoming，就是通过“四因”完成这个becoming。跟这个becoming相对反的词就是being。从希腊开始有两个基本概念：being、becoming。being代表“是是什么”(按：“是是什么”乃亚里士多德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组to ti en einai的中译)。西方人从I aln，you are，he is，they are讲存在是静态的。中国人不用这种静态的讲法，中国人从“生”讲，“生”代表一个东西存在，是动态的讲法。西方人的讲法是静态的，抽象的，很难了解，所以中国人很难了解西方人的头脑，很难了解西方人那一套，西方人也很难了鳃中国人这一套。
在西方哲学，am，are，is表示存在，存在转成动名词being，就译做“存有”，或译做“实有”。存有抽象一点，存在比较具体一点。am，are，is是具体的，就人称讲，有单数、复数，being从哪，are，is这个具体的东西抽象出来，成一个动名词being，译做“存有”或“实有”。笼统地说，being也有人译“存在”，严格讲，二者要区分开。becoming也是个动名词，becoming从become这个动词来。西方这种名词都是抽象的，逻辑的。亚里士多德看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一个生成过程，不要说人、有机物，就是杯子，也有杯子成为杯子的一个过程。严格讲，上帝只创造自然物，山河大地是上帝创造的，但粉笔桌子就不是上帝创造，那是人造的。人造的就是说这个粉笔有这个粉笔成其为粉笔的一个过程，通过几个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之间有一个相当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一个化学公式，我们按照这个化学公式造成这枝粉笔。譬如，上帝只造水，并不造氢二氧一，根据氢二氧一这个公式造水是人造水。在上帝面前只是物自身，水就是水之在其自己，水不是当一个现象看，并不需要知道氢二氧一的公式。我们分析水为氢二氧一是当作一个自然现象看，作为一个科学的对象，科学的对象是对人而言。这个就是康德哲学的见解，中国人不懂康德的现象与物自身的观念，现在的中国人不懂，以前的中国人也不懂，这个需要有高度的训练才成。
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讲法，任何东西都是通过一个成为过程而完成，“完成过程”是一个总摄的说法，把这个总摄的说法打开，剖解开来看它里面有些什么成分，亚里士多德就在这个地方讲“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四因”就是四个基本成分，也就是四个原则，通过这四个原则来完成一个东西。讲目的因是向前看，所以能向前看，能达到这个目的，后面一定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就是动力因。所以，动力因是从后面看，目的因是向前看。照《中庸》、《易传》的讲法，final cause可以译作“终成因”，“终”就是停止了;“成”就是完成了;“因”就是根据的意思，原则的意思。中国人讲生成始终，终对着始讲，成往后推，对着生讲。终落在“利贞”，见终就见成。
《坤·彖传》日：“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万物皆凭赖坤元有其生，生就涵着其后的成。生就是存在，它生，它就存在着。这是孔门义理，是道德的形而上学。《乾·彖传》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是开始它的存在，代表创造原则。从“存在着”这个地方讲，就是“资生”。“资始”那个地方，原来什么也没有的，所以唐君毅先生名之日“存在原理”。它原来不存在，我使它存在，这个是始;存在以后，你照这样而存在着，这就落实了，真正成一个现实的东西。这个意义的“资生”在老子通过“有名，万物之母”讲，“存在着”，老子《道德经》说“有”。所以，“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这个“生”字，在《道德经》就属于“有名”范围之内，是“有”的范围之内。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有名万物之母”一句中“母”字就是ground，就是formal ground，也是柏拉图那个Idea，亚里士多德那个formal cause。中国人讲“父生母养”，生就是养。照《易经》讲，这个“生”就是养，《道德经》保存了这个意思，保存在“有”的范围之内。
“母”是形式原则。王弼云：“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长育亭毒，就是“母”的意思。在“有”的范围内，万物才能长之、育之、亭之、毒之，才能得其生，得其育，得其亭，得其毒。生育成熟，母的责任就在“长之育之，亭之毒之”这个地方，这是最具体的讲法。这不是哲学的词语，这是漫画式的语言，“有名万物之母”是具体的漫画式的词语。“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就要落在“有”的范围内，这个地方不能说“无”。这个很好，道家在这个地方与《易经》一样，道家说“母”，《易经》说“资生”。老子《道德经》说：“无名天地之始”，那就是另一个系统，是道家玄理的系统，道家通过“无”说始，创造性不显。照《易传》讲，乾元代表始，始代表创造，始就是开始有其存在。开始有其存在，落实了就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来完成它，完成它就是终。乾坤之理抽象地讲，用哲学词语讲，就是创造原则与终成原则。创造必然涵着有所成，有所成的创造才不陷于虚无主义。你们要讲这些义理，就要学会抽象思考，要学会使用哲学词语。
现代科学社会把启发人灵感的自然环境破坏了，人类今后有没有以前那样的文化很难说。现代文明是理智的，现代文明光重视人的幸福没有什么好处的，没有文化教养，人为万物之灵的意义就没有了。现代人只有狡猾，没有文化，只有理智，没有理性。理性的观念有价值判断，孔子的“仁”就代表理性。理智没有价值的判断，理智就是计算，头脑精明得很，算盘打得很精明。
“乾，元、亨、利、贞。”这是《乾卦》卦辞，前面讲过了。在“利贞”那个地方，终成原则就藏在那里，把它抽出来单独讲就是《坤卦》。“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这是《坤卦》卦辞，都是具体词语。
坤元不能先于乾元，因为领导它的是乾元那个创造原则，要是它先于创造原则，那它一定迷失路向。没有方向理性作领导，没有指导原则作先在根据，只有技术理性，这个社会一定迷失方向。我们的技术理性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理性作它的指导。一切道德修养的完成都在《坤卦》、《坤·文言》里，这是台大同学范良光的发现，他有新贡献，新观念。
卦辞之后，进一步了解这个卦的性格、本性，就是《彖传》，《彖传》就是根据卦辞而做成的。彖者，断也。根据《坤卦》卦辞而对于《坤卦》这个性格下一个判断，就是《坤·彖传》。
《彖》日：“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我们可以拿这个跟《道德经》讲“始”、“生”比较，这是两个系统，可以做文章。“有名，万物之母”跟“有，名万物之母”意思一样，两种写法都可以，这句话是假定我们从“无”了解天地万物的开始。天地万物就从“无”开始。不能从“有”中开始，从“有”中开始就永远没有开始，落在“有”就不能叫做“生”。所以王弼的注在“有”的范围之内讲“长之育之，亭之毒之”，这就是两个系统。可以做儒家和道家两个形上学系统的比较，就是《道德经》和《易传》的比较，《易传》也就包括《中庸》的义理在内。这一比较你就可以下判断，判断王弼注《老子》是相应的，注《易》却不相应，这个问题可以做论文。王弼对于儒家系统完全不了解，他所了解的只是道家的玄理，这个玄理跟《易》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义理不同，你要了解得很好，这不容易。这就是哲学思考的第一步。
“万物资生”，生就涵着生长，就是生育成熟。《道德经》所谓“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就是在“有”的范围内进行。当我们说创造，是从“无”而造，原来不存在，现在使它存在。从“无”而造就表示说不是利用已有的材料加上form(形式)。利用已有材料加上形式，这叫做制造，不是上帝的创造。创造是创造这个个体，不是只创造这个form，不是创造抽象的概念。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成亨。”《坤·彖传》这几句话很好，是智慧的语言。所以，君子的道德修养就是法坤，中国文化的纲领就是尊乾而法坤。君子变化气质，作道德修养总要以厚德载物为标准，不厚就是薄，薄不行。乾代表创造原则，坤代表终成原则，两个原则都不得了。
“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坤·彖传》)这两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坤元不能先于乾元创造原则，它后面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理性作它的领导。它先则迷失方向，所以迷失方向因为失道。后得主的时候才顺，“顺”就是顺成。
“人身难得”。人身所以难得，照康德的讲法，人有可教可化的性能，自然的倾向，这样一来人才是自然的最后的目的。一切东西都有目的，而人是最后的目的，人的目的是最高善(圆善)。人是为圆善而存在的，所以说“人身难得”。人落在道德修养都是法坤，人的生命的本体是创造原则，使这个创造原则显现出来，体现出来，要通过修养，因为人不是创造原则本身。创造原则是你的本体，你生命中的本体，这个本体要能体现出来就要通过工夫。依照西方的讲法，这个本体抽象出来就是上帝，人不能是上帝本身，我们只能说人怎么样跟上帝合一。中国人不讲上帝，只讲创造陛本身，创造陛作我们生命的本体，就是道体。中国人讲道体，不把它客观化，也不把它人格化。西方对绝对本体客观化，绝对化。客观化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人格化，绝对本体通过这两步成为崇拜的对象。中国人只把“道体”看作生命中的本体，并不把这个绝对性的本体客观化，人格化。中国人在这个地方最理性，把客观化、人格化的两步化掉。中国人知道客观化、人格化的两步是假的，只承认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道体，绝不把道体客观化、人格化。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都有这个智慧，最典型的是儒家;道家是另一系统，也是如此，道家那个道是有、无，并没有客观化、人格化;佛教讲三德秘密藏法身、解脱、般若，决不把法身、解脱、般若客观化、人格化。中国人理解的道体不是神，不是人格神(personal God)，这就是中华文化，这是最清楚的。
照佛教判教，基督教当是权法，权就是一时的方便，不是正常的，所以是小乘。权法与实法相对，天台宗判教就是权实相对，它一定讲圆实教，除圆教以外统统是权教。中国人、东方人的思想成熟、理性，所以他向圆实方面落实。从圆实里面提出来，起波浪，统统是权法。从圆实里面提出来，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这不是起波浪吗?陆象山最聪明最有智慧，这种起波浪，陆象山有一句话，他说：“平地起土堆。”以圆实教为标准，这是一个平地，从圆实教这边提出一个东西，把这一个东西凸出来，把它客观化、人格化，这就叫做“平地起土堆”。这是智慧。从理性上讲，中国人、东方人最成熟，西方人不行。西方人在了解现象(phenomena)方面行，在本体(noumena)方面很不行。但了解现象很重要呀!现代中国人既不了解现象，也没有本体的体悟，所以我们现在努力就是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智慧，同时恢复西方的正式传统，这样中华民族的生命才能畅通。要不然民族生命永不能畅通，还要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