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名句：重视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
近年来，与《周易》有关的材料不断出土，其中有许多是王弼、孔颖广(574----648)、程颐、朱熹、高邮王氏父子没有见过的文献。这些出土材料，不但给易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与现有的文献相互印证，能加深我们对现有文献的认识。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12万多字的帛书，这是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卷子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文献发现。这批珍贵的帛书中，有关《周易》方面的共有2万余字，既有经，又有传。帛书《周易》经、传涉及《周易》经传的作者问题、易卦的形成问题、卦序问题，卦名和卦爻辞的异文问题、《系辞传》和《彖传》《文言传》的形成问题、《周易》的历史地位问题、传《易》的学派问题、帛书《周易》经传同今本《周易》经传的关系问题等等，无论对研究《周易》经、传本文，还是对研究易学史，帛书《周易》经、传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的楚简《周易》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但从上海博物馆书法馆所展出的两支简来看，其阴爻、阳爻与今天通行的“一”、“——”符号无别，因此，断定“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上的卦画是中国最早用阴阳爻写成的”，显然与事实不符。其卦名“参”、“大笙”居於卦画之后，下接卦爻辞，与今通行本无异。所以，说“战国中期以前没有卦名”也是不能成立的。楚简《周易》拿卦有“初六”、“六二”、“六三”、“九四”、“六五”，大篁卦有“初九”、“九二”、“九三”、“六四”，与帛书《周易》、阜阳汉简本《周易》同。所以，《周易》原无爻题、用题说，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关于《周易》本经的作年，从古至今有种种异说。现在，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周易》来看，应该说“先秦无《易经》”的“大胆设想”，已经被证伪了。从抄写的时间早于墓葬时间，成书时间又早于抄写时间看，“战国中期”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郭店楚简《六德》篇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其《语丛一》也将《诗》、《易》、《春秋》并列，说明《易}之加入六经，最早不会先于秦汉之际说是完全错误的。早在先秦时代，{周易》就已经人经，而且儒家的学者已展开了对它的研究，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商周数字卦的发现对于易学史的研究都极具挑战性。在我们这个大发现的时代，学习《周易》而不注意出土材料，肯定不行。
利用出土材料治《易》，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要使用一手材料，称引释文一定要核对照片，尽量少用二手材料。以免以讹传讹。出土材料一般是做论据使用，对立论关系重大，一旦称引有误，引发的后果异常严重。
第二，立足于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要以出土材料去激活传世文献的研究。而不要采取打板子的办法，轻易地以出土材料去否定传世文献。通过出土材料发现传世文献的问题固然可喜，能印证传世文献的可信也同样有价值。对于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不同要合理解释，切忌简单化。
第三，要坚持一条龙似的系统研究，从出土材料提供的微观的局部的信息中，发掘其宏观的意义，将个别的易学问题上升到易学观的高度来认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土材料的作用。
最后，谈谈推荐书目。
作为一般大学生的阅读，我认为可以读以下几种：
一是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出版。此书为大陆第一部全面翻译《周易》经传本文，并对其要理进行系统阐释的易著。该书卷首有“前言”、“读易要例”、“译注简说”，下分十卷译注。其“前言”阐明了自己的易学观，概括了《周易}经传的历史和内容特点，回顾了易学发展的历程，介绍学《易》的方法。确系经验之谈。“读易要例”介绍了易学的一般知识，要而不烦，对初学者尤其有用。该书的译文，基本上做到了“信、雅、达”。其注释本于注疏，又博采众长，能择善而从，又间有发明，可称得上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穿凿附会之流可比。对于缺乏资料的自学者来说，此书汉魏古注、六朝隋唐诸家义疏、重要的宋元经解基本具备，一册在手，一般不必另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还就《周易》四百多条卦爻辞和《易传》诸多章节，撰成五百则“说明”;就六十四卦及《系辞传}之下五篇文字写下六十九篇“总论”。这些论述性的文字反映了作者的易学理论，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当然，此书较为传统，稳妥有余而创新不足。至于简帛易学的新材料，该书出版时大部分尚未公布。
二是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是当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作。作者认为《周易》的本质并非卜筮之书，而是一部讲哲学思想的书。《易传》大部分为孔子所作，与孔子思想若合符节。认为《说卦传》说的“乾，健也”，是说乾的性质是健，具有普遍意义;“乾为马”，是说乾可以取象于马，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性质和取象的区别，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前者用“也”表示判断，意思同“是”，表明是不变的。后者用“为”表示判断，意思同“化”，表示是可变的。认为《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下脱“有五”二字，因为“天数”为二十有五，“地数”为三十，天地之数即大衍之数，故大卫之数应为五十有五。在编写体例上也颇用心思。最突出的是该书在每卦之后都立有“总论”，这些“总论”融会贯通了卦爻辞、(彖传》、《象传》，概括力强，重点阐述了各卦的卦旨及其取象，便于读者能从整体上把握全卦。
三是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的《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是大陆第一部易学通史，从先秦一直写到1989年。分为先秦易学、两汉易学、魏晋隋唐易学、宋元易学(上)、宋元易学(下)、明清易学、现代易学七章。其特点是以经传研究为本，以义理易学的发展为主线，坚持象数为义理服务;同时贯穿了通史原则，逼近了易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对《周易》经传本身的认识上，坚持二重证据法，清理了易学研究上的疑古思潮。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叙述线条粗，对象数易学的发展和台湾易学的情况介绍的不够。如要想进一步了解20世纪，特别是其后10年{周易》研究的进展，可阅读杨庆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四是朱伯昆的《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册，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第一部研究易学哲学的通史。该书认为研究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要摆脱旧的经学史的框框，探讨其理论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易学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其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对《周易》占筮体例的解释，表达其哲学观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脱离筮法、孤立地总结其理论思维的内容，不去揭示易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就容易流于一般化，将古代的理论现代化;易学哲学中的路线斗争和派别斗争，推动着其理论思维的发展，但如果看不到各流派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将思维路线的斗争简单化、绝对化，同样不能揭示其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易学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形式和内容都受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因此，研究易学史必须打破旧的经学史家从卫护周孔之道的立场评论各派易学的陈腐观念，要将各派的易学及其哲学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判各家的理论。该书将古代易学史分为《易传》即战国时期，两汉经学即汉易时期，晋唐易学时期，宋易时期，清代汉学时期。认为战国时期的《易传》为易学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两汉易学则同当时的天文历法相结合，并受到占星术和天人感应论的影响，形成了以卦气说为中心的哲学体系;晋唐易学则同老庄相结合，将《周易}玄学化，《周易》成为“三玄”之一;宋易同道学即新儒家的哲学相结合，延续至清初;清代汉学兴起，对《周易》的研究，又回到汉易传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为《周易》哲学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其对易学哲学的研究，长于理论思辨和考证源流，但对《周易》本身的许多基本认识，则留下了疑古过勇的痕迹。
五是刘大钧的《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该书通论易学象数学说，是当代象数学派的代表作。全书由《周易》泛说、关于《周易大传》、关于《易》象、关于卦变、关于占筮，《左传》、《国语》筮例、变占探讨、历代《易》学研究概论(上)、历代《易》学研究概论(下)、疑难卦爻辞辨析(上经)、疑难卦爻辞辨析(下经)、帛易初探十二篇专论组成，涉及《周易》研究的方方面面，但主旨仍是象数学研究。喜欢象数学的同学，可以阅读此书。如想再多一点了解，也可进一步阅读林忠军的{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二卷，齐鲁书社1994、1998年版。
六是董光璧的{易学科学史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历史上易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由导言和上、下篇及结语组成。导言阐述古今易学科学观;上篇三章分别述及易卦符号学、易数之谜和律历易说;下篇三章论说易学与中国科学范式的形成，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近代易科学的困境;结语讨论了易学的科学性、易学的现代性和易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对科学易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阅读此书。
如果要进一步研究，可以阅读黄寿祺、张善文编的《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至四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989、1990年版，共收入易学论文158篇，多是20世纪有代表性的论作。
此外，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出版有刘大钧主编的《周易研究}双月刊，该刊为世界上易学研究的主力刊物;北京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也出版有朱伯昆主编的《国际易学研究》，基本是一年一本，现在已出到第七辑。关心《周易》研究进展的同学，应该经常阅读。